讨薪女工王鸿丽遭暴力的背后

讨薪之难

作为一名员工，当你向自己的老板讨要属于自己的薪酬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结果呢？杭州一名叫做王鸿丽的女员工在向老板讨要薪酬的时候，遭到了老板和一群人的围殴，而她事先带去的一只录音笔，恰好记录下了打人的全部过程。讨要薪酬为何会遭到暴打呢？又到了年关的时节，如何让讨薪不再艰难？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霍德明、张鸿共同评论。

为讨薪，杭州女工遭暴力凌辱，风格服饰老板，为何大打出手？

“薪”何以用“讨”？

张鸿：讨薪纠纷的关键在于商业机密是否被出卖

（《今日观察》评论员）

此次杭州讨薪事件其实不同于以往简单的讨薪，我们过去理解的简单讨薪，就是农民工到年底的时候，包工头跑了，不给结钱了，不承认了，也找不着人了。但这个其实她和老板之间是有纠纷的，什么纠纷呢？不光是老板是否欠员工4万6千块钱，这笔钱老板可能是承认的，确实有4万6的提成，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老板好像是承认这笔钱的。但老板对她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她出卖了自己的商业机密，就是公司的一些信息。同时，当地的一些电视台在采访公司的一些员工时，有员工说，老板确实说因为她出卖了商业机密，所以他们公司好几次投标，都没有中标。

现在关键就集中在两个事情上，一个事情是老板打人了，这个我相信警方很容易就调查清楚。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薪酬的纠纷，这个纠纷的背后，是她是不是真的出卖了商业机密，这个可能就需要劳动监察部门进入调查，现在劳动监察支队已经进入开始调查这个事情。

霍德明：当事人依法讨薪手段值得肯定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在此次讨薪事件里，我挺佩服王女士的机智。首先，10月28号，王女士和她的老板粟先生开始协商自己的工资问题，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王女士在10月28号那一天，其实就已经受到她老板口头上的一些威胁，她28号晚上还马上去派出所报警了。接下来，在10月31号，王女士第二次去的时候，在电梯里边碰到那两个打她的江湖人士，然后在她和老板见面协商的过程中，王女士还先到洗手间去把录音笔打开。从这一系列举动来看，王女士是非常机智的，第一次她有带录音笔，第二次她就用录音笔把这些现场资料录下来了，才让我们大家真正看到一个《犯罪现实》的现场直播。

王鸿丽：讨薪难 唯有寄希望于劳动部门解决问题

（杭州风格服饰有限公司员工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公司比较小，只有3个人，目前只有我做的最好，需要领提成，其他的人还没有提成问题。因为我跟老板在一起做事已经有一年多了，之前出现过几次事情，就是老板对我的承诺，过一段时间他就是不承认了，所以我这次有点心理准备，我就怕他万一再跟我说话不算数，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也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我想把对话录下来了，我可能就可以找劳动部门来解决问题。

张鸿：渠道不畅催生自残式讨薪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个录音笔价值非常大，因为它向我们显示了证据。据一个农民工讨薪的数据调查统计，农民工在被欠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打官司，但是其中有14％的人，根本就没法证明老板欠了他的钱，所以当场就驳回了。所以有证据显然比没有证据强。有了这个录音笔，显然她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挨打了，又被搜身了，手机也被收掉了，所以如果这些东西被打坏了或者被收掉了，那她可能更危险。最重要的是她拿到这个录音笔去取证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证明老板欠了自己的薪水，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被老板打了，这是一个类似于自残式的讨薪方式，有点像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因为她知道她可能会挨打，她仍然去了，证明了她挨打了，那么，她的讨薪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如果是通过正常的讨薪渠道，可能有时候是不产生作用的。

霍德明：留存证据 合法维权

（《今日观察》 评论员）

我随身就带了一个录音笔，当然我是为了平常上课演讲用的，不过在咱们国家的劳资纠纷里面，往往在最后一线，当你在法庭上的时候，就是缺乏这个临门的证据，而录音笔在这个案子里，很显然就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保留证据。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劝告大家，要把平时的工资条留下来，尤其是劳动合同，都要保留下来，这些就是在保留证据，录音笔就是保留证据的一个工具。

杭州讨薪风波缘何升级，年底将至，欠薪事件为何再度备受民众关注？

张鸿：讨薪维权 成本过高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为什么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因为正常的方式在很多时候，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最重要的其实是成本高，这个成本包括信息成本，他知道要去找这些信息，但他不知道去哪儿告。据一个调研统计显示，求助法律的只有一半，私了、上访、不了了之、选择到媒体投诉，这是按顺序下来的。其实选择媒体投诉的是最少的，这里边成本最低的是私了和不了了之，这两者不需要成本。所以正常的渠道成本让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农民工本身就支付不了那么高的成本，所以他们更多的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或者干脆就不了了之。

霍德明：劳资薪酬是基本权利

（《今日观察》 评论员）

我举一个例子，在去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的AIG倒闭以后，对员工的薪水可是不拖欠的，甚至他的高管阶层的红利还是照发，这件事情引起全世界的轩然大波，最后这些高管自动放弃他们的红利。劳资薪资，其实是一个基本生存的条件，国外都有很完整的保障。对于他们这一方面的福利，我们国家也有《劳动合同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种合情合理的，合法的管道，并且先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问题。

陈步雷：应明确工资支付制度 劳动监察部门更应主动执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讨薪难从总体制度环境上看，是因为我们国家工资支付的法律制度还不够明确，约束力不足，就是它缺乏一个很刚性的、明确的工资支付制度，这样一个机制，由于效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人单位的守法意识或者道德状况，依赖于雇主一些内在的约束，那么法律给它外在的制度约束，现在还是不够的。第二点可能是地方在在一些执法方面所谓的软执法，就是劳动监察这一块，对欠薪问题去监察，去执法，主动性不够，甚至是像司法一样是不告不理，完全违背了行政执法运作的基本逻辑。

张车伟：应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和工资保障机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要有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我觉得这种欠薪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就是非法地占有别人的财产，从《刑法》的角度讲也是违法的，那我们的《刑法》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条款，对这些恶意欠薪者进行惩罚。所以我觉得欠薪的代价太小了。还有一个国家也应该建立一种工资的保障机制，比如预存一部分工资在政府的部门，然后当欠薪的时候，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保障劳动者的工资能够按时发放，我觉得这个制度，可以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

张鸿：各地政府应重视讨薪事件 杜绝其演变成社会事件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给讨薪者出主意，就相当给一个人出主意，让他在面对老虎的时候，手上拿着这个有价值的武器去寻求法律帮助，或者去寻求种种帮助，但是更有价值的是要让老虎别出来。前几年讨薪风暴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企业有种种限制，比如说规定它在一开始招工的时候，就要预存一些钱，到年底的时候，如果出现欠薪的情况，这笔钱就不会还给企业了。我不知道这个风暴刮了多久，现在是不是还在一直刮着，但我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各地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它很可能就变成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