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困境需要法律干预

25岁的女白领潘洁，4月10日晚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她是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的初级审计员，在生前几个月中，时常在微博中发布“又加班了”、“我要睡觉”等消息（4月15日《长江日报》）。
虽然潘洁的病亡与是否“过劳”之间，尚不能证明有直接联系，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健康状况目前确实令人担忧。2006年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威胁。
劳动者频频陷入的“过劳”困境，是对休息权的呐喊；曾经出现的“过劳死”，更是劳动者敲响的维权警钟。为了生计，自愿也好，被迫也罢，“超时劳动”、“过度疲劳”现象已经成为工薪族很难逾越的一道坎。
按理说，当加班时间超出法律规定时，劳动者完全有权利拒绝加班要求，企业也有责任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但是，现实中劳动者一般处于弱势，往往敢怒不敢言。而且一些企业以工作量决定收入，却无工作时间限制的绩效制度，客观上也为“过劳”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我国目前在立法上尚没有“过劳死”一说。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仅对加班薪酬进行了规范，而对超负荷劳动引起的“过劳死”却未作明确规定，对劳动者的保护尚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未上升到生命安全高度。
有的国家的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也有的国家从1994年开始对“过劳死”给予了法律干预。“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是我国广大劳动者的美好愿景。对于我国处于“过劳”困境中的亚健康人群，医疗只治标，健全法制才是治本，也应有法律层面的健康管理体系来形成有效的预防与保护。
对于“过劳”，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我国劳动法目前规定，企业实行每周40小时制度，可仔细算来，真正能够做到“40小时”工作制的又有几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