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工伤索赔案的反思

甲公司将一个采矿场转让给自然人张某，转让协议约定，张某使用甲公司招牌个体经营矿场，若出现安全事故，由张某自理。张某在经营过程中又与王某等人签订劳务协议。2003年，王某因矿井塌方受伤，经鉴定为五级伤残。张某在支付了医疗费用后，不愿再承担王某伤残赔偿等费用。之后，王某申请工伤认定，劳动部门以超过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王某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机构又以被诉主体不明，无法确认主体的合法性为由不予受理仲裁申请。于是，王某向法院提起工伤赔偿诉讼，要求甲公司支付各项伤残费用32万余元。一审法院以原告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再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法院再审认定，王某在采矿过程中受伤致残属实，但因无工伤认定，无法确认是否构成工伤，故判决维持原判。从此，王某走上漫漫信访之路。本案后经多方协调，王某最终从甲公司、当地政府等共获得15万元赔偿款，方息诉罢访。
王某工伤索赔案历经行政处理、仲裁确认、诉讼索赔、抗诉再审的漫长过程，未能得到有效救济，致其无奈地走上越级上访之路。回过头来反思，造成王某索赔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违法经营，使劳动法律关系复杂化
采矿行业是特种经营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但甲公司却违法将取得的采矿权转让给自然人张某。张某再以实际经营者身份与他人签订劳务合同。实际经营者的更换，增加了劳动者是与单位还是与个人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确认难度。因此，在处理过程中，自然涉及到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确认问题，并且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导致实体权利的实现因程序性障碍变得复杂起来。
二、损害发生后，伤者欠缺法律知识，耽误了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间
王某遭受严重伤残后，仅想到及时治疗伤情，没认真思考找谁赔偿、何时提出，如何索赔等。故其没有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向行政部门提请工伤认定，也没有在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后及时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从而丧失了通过行政执法正常渠道，获得申请认定工伤的机会。客观上说，本案王某耽误了申请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间，恐怕并非故意为之。尽管理论上有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说，但这一法律推定规则如果适用于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其范围似乎过于宽泛，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
三、现行法规规章不尽完善，在特定情形下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
《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尽管规定了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是受伤职工的权利，但要以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为前提，而且此期限为除斥期间，没有中断、中止和延长的可能。另外，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而在本案劳务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受伤者单凭自身能力做到这一点，面临较大困难。
四、现行法律未明文规定，在工伤行政认定不能时，当事人有权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认定。
根据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工伤事故责任认定的程序是：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争议仲裁—诉讼。《工伤认定办法》特别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包括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不同于交通、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之处在于，后者并无必经的行政前置程序，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审查并认定有关责任。笔者认为，法律如此规定的本意在于，通过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分而治之，达到对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目的。但当受伤职工因客观原因未能或者无法获得行政工伤认定时，这一保障体制暴露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者寻求司法救济权的正常行使。
五、在缺乏工伤认定的情形下，司法的机械操作有可能在实质上剥夺伤者的最终救济权。
审理因工伤事故引发的劳动争议案，当出现当事人没有或者无法提交工伤认定材料时，人民法院通常采取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要求当事人完成工伤认定申请过程，并在行政确认工伤认定之后再行损害赔偿诉讼；二是通过释明，同意或建议当事人将诉讼请求由工伤赔偿变更为一般侵权赔偿，适用普通人身损害法律规定进行救济。如果当事人既不能提供工伤认定决定书，又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只能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原因，本案王某在没有机会重寻行政救济，也未能直接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后，无可奈何地选择上访。尽管审理法院后来通过履行释明义务，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对王某做了大量工作，希望王某能通过一般侵权赔偿方式获得保护，也未能阻止王某的上访行为。这起涉法上访案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一、全面客观的认识涉诉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信访人合法权益通过诉讼获得了法律的支持，但因义务人无力履行或执行不力等原因无法兑现其权益而产生；二是信访人的权益本应得到法律支持，但因行政、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以及过失（包括对法律理解上的偏差）未能获得充分救济而产生；三是信访人的实体权益主张本无法律依据（包括超过法定时效等）而产生。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果信访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经济困难，以救济、救助等形式给予一定补偿，不存在“花钱买平安”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中，对信访人的权益应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标准适当从优从宽解决；对于第三种情况，不宜以构建和谐社会等为理由，用“牺牲”法治、“放弃”原则为代价进行解决，因为这种情况下花钱不但不能“保平安”，反而会失去法治的权威，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应当看到，非正常上访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法制不够完善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客观现象，涉诉信访问题的防范与处置是较长时期内摆在法院面前的一大课题。
二、分析成因，探索司法保护新途径，从源头上遏制涉诉信访
涉诉信访案的特点在于，当事人的权益主张与现行法律规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有的是立法本身的不足所致，有的是法律执行与适用不妥当造成，有的则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每一个涉诉信访案，从立法、司法上自身寻找可能存在的不足，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改进，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对我们依靠法理分析和解决我国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自觉性和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拿本案来说，问题集中在“工伤认定”上。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针对“工伤认定”立法上的不足进行理论探讨进而提出有效建议；另一方面，更应当思考对某种特殊情形下无“工伤认定”，法院能否依据有关政策、运用证据规则等规定，直接予以审查确认进行理论探讨或实践操作。现行工伤认定行政前置程序的规定，尚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方面不周延。鉴于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直接认定工伤，进而获得工伤赔偿。因此，在国内，有的法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出现了法院直接认定工伤的案例。
三、建议完善工伤认定立法，改进司法措施
从立法上说，要充分考虑如何解决受伤职工因合理原因导致工伤认定行政阻却的问题。笔者建议将《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中有关因事故造成的工伤（非）认定的规定内容修改为：“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作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从司法实践而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须提交“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而在较为复杂的事实劳动关系中，受伤职工很难取得这样的证据材料。由于缺少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材料，仲裁机关也不能对责任主体进行确认。在此情况下，为最大限度保障弱者权益，人民法院可以对相关问题（包括是否构成工伤）进行司法认定。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时，人民法院可以尝试在诉讼中对工伤进行审查认定：
1、非因受伤职工本人主观故意，致其超过了申请工伤认定及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的。
2、受伤职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了仲裁申请，仲裁机构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或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
四、审判机关与信访部门的对接互动是妥善处置涉诉信访案的关键
就王某工伤索赔信访案的最终处置而言，本案不乏成功之处。诉讼过程中，针对判决后王某可能出现的信访问题，法院加强了与党政部门及权力机关的汇报与联系，使相关政府部门心中有数；判决前，法院汇同有关组织和领导，对王某开展了较为全面的释明工作，力图使其变更诉讼请求通过诉讼获得权益；信访处置中，有关部门与法院共同会诊案件症结，并在赔偿额度问题上充分听取了法院的意见，从而使王某最终争取到了工伤赔偿待遇。从这个角度思考，如果能辅之建立起审判机关与政府相关部门信访对接互动平台，完善信访大格局的补救保障机制，在当事人准备走信访渠道的同时，就由特定的部门和人员，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进行妥善化解、妥善处置，或许可以使当事人少走弯路，降低因化解涉法上访问题的成本投入，做到防微杜渐、案结事了。
富顺法院·余 文  罗仁义